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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中國——武夷山茶文化》解說詞第四集:茶風古韻

  公元1107年的一天,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徽宗趙佶,將自己多年的飲茶心得,撰寫成一部被后世茶人奉為經典的茶書。當他剛剛題寫好書名,(畫面:《大觀茶論》),這年新制的貢茶又已進獻到宮廷。徽宗皇帝于是取出最愛的茶盞,邀來群臣,共同品飲。因為茶品特殊,裊裊的茶香引動著他用畫筆描繪下當時的盛景。時光流轉到21世紀的今天,這幅叫作《文會圖》的國畫被世人尊為國寶珍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畫面中的這些內容和福建武夷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畫中品飲的貢茶叫作武夷茶,它產于靈山秀水的福建武夷山。如今,以大紅袍、鐵羅漢、水金龜、白雞冠四大名樅為代表的武夷巖茶早已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人們在品茶論道,溝通交流的同時,也在更多地思考著:身后這座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之地與武夷茶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情緣。

  一部厚重的武夷山人文歷史幾乎每一個章節中都記載著武夷茶的發現、種植與制作,散發出茶之清香。這樣的特色在整個中國的名山中都是極為罕見的。據史籍記載:漢代開始,武夷茶就有了入貢的記錄,唐代更是名氣大增,唐玄宗派遣登仕郎顏行之到此詔封武夷山為“名山大川”,武夷茶就此因勢而上,得以向四方傳播。

  葉燦(茶葉專家):“武夷山茶最早的文字記載是在南朝,到了唐代就有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記載,‘前去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請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云龕之品。’用擬人化的手法,號稱侯爺,往來甘香馥郁稱為晚甘侯,那實際上指的就是武夷山的巖茶,碧水丹山之鄉出來的,在自然的環境當中,月凈云稀籠罩中才有了這種茶的色香味。”

  二十年多來,趙勇幾乎走遍了武夷山周圍所有的村落,凡是和茶有關的東西他都會費心收藏。這些大大小小的藏品,每一件都曾見證了那些久遠年代里武夷茶事的秘密。對趙勇來說,曲曲折折的收藏的過程,仿佛是一場穿梭在時光里的游戲,他用書籍文獻中獲得的信息,一點點揭開了這些藏品的身世之謎,而這些藏品的存在,又像是一把鑰匙,讓他穿過歲月之門,感受到了書本中所無法感受的武夷山茶事的輝煌。

  趙勇后來相繼在唐代的文籍中確定了這兩樣藏品的出處和用途,這說明,早在唐代,武夷山的茶事就已初顯繁榮。

  現在的武夷山人,喜歡用這種功夫茶的沖泡方法,以細啜慢飲的方式,品飲大紅袍的巖骨花香。但在1000多年前,唐代的飲茶,因為制茶方法的不同而與現在完全不同。《茶經》中記載:在唐代,鮮茶采摘下來以后,先要把它蒸熟,然后以杵臼搗成膏狀。再用模具拍制成餅,脫模以后還需烘干,表面以蠟密封。茶餅的中心有孔,可以貫串儲存。儲存時放在潔凈通風處。喝的時候,稍作炙烤,然后用茶碾碾碎,過篩后煎煮。

  “武夷春暖月初圓,采摘新芽獻地仙。飛雀印成香蠟片,啼猿溪走木蘭船。”茶催詩興,詩中有茶,形成了當時武夷山文化風尚中一道別樣的風景。唐代詩人徐寅在這首《尚書惠蠟面茶》一詩中把武夷茶采制的過程描繪得栩栩如生,這首閩地最早的茶詩,也從側面印證了武夷茶在唐代因為以蠟密封,還曾有過蠟面茶的稱謂。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因為武夷山北苑茶園的出現,茶葉制作品飲的方式發生了改變……

  童啟慶(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顧問):“中國的茶事自唐代開始興起,到宋代可以說盛況空前。武夷茶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極大的催化作用,為中國茶事的輝煌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宋朝初年,由于氣候的變化,貢茶中心就從江浙一帶轉移到了福建建安。武夷茶因此得以綻放出更大的光彩。”

  公元998年(宋咸豐元年),新任的福建轉運使丁謂一路風塵來到了武夷山東南100公里外的鳳凰山下。鳳凰山麓盛產茶葉,丁謂在這里建起御茶園,并親自負責督造貢茶。為了彰顯皇家御茶的珍貴,丁謂改進了制茶工藝,并設計了多種皇家專用的茶餅模具,模具上刻有精美的龍鳳圖案,于是,這些由金箔裝飾,做工精美的皇家茶餅有了個好聽的名字,叫做龍團鳳餅。當第一批龍團鳳餅進獻到汴梁都城,此后,建州每年例貢龍鳳團茶各二斤。

  如果說丁謂創制的龍團鳳餅開創了宋代武夷茶興盛的起點,那么,在此之后40年,公元1041年,同樣是鳳凰山下的北苑茶園里,又出現了一個關鍵人物,蔡襄(1012-1067),他把龍團鳳餅推向了輝煌的頂峰。在蔡襄來到北苑以前,他在中國的歷史上,以文學和書法著名;而在此之后,他在中國的茶葉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王旭烽(著名作家):“茶錄也就是800多字,它的形式和內容都是登峰造極,雖然歷史上有很多關于茶的文獻,但是作為一個書法的極品和作為一個茶道文獻的極品,就是內容和形式的這種符合這樣一種功能好像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

  蔡襄督造茶事十分用心,他曾親自到來茶山觀察茶葉生長的情況,并將龍團鳳餅的外形和制作工藝都進一步改進。于是,原先一斤八餅的大龍團變作了一斤二十餅的小龍團,外形內質,都極為精絕。

  劉軍賢(茶文化專家):“龍團制造選料的時候,第一是要選很細嫩的芽,選好芽之后,它只取每個芽的一縷,過去是十六兩一斤,雖然是八錢一個餅,但它用料多,當時這個餅的工值就是四萬錢,蔡襄創造了小龍團之后,又出現了密云龍,瑞云龍,到瑞云龍的時候一年上貢量只有12個。我個人認為龍團鳳餅是中國茶葉的巔峰之作。”

  四萬錢的工值在當時相當于一個宰相一年的俸祿。不知多少武夷茶人們為此付出了怎樣的辛勞和智慧,才有了它如此珍貴稀有的品質。難怪歐陽修在他的詩文中感嘆著龍團鳳餅“金可有而茶不易得”;宋徽宗趙佶在《大觀茶論》中更是對它做出了“名冠天下”的評價。可惜的是,即便是今天的茶葉專家也都無法重現它的制作過程。

  從這種意義上說,一部武夷建安茶史幾乎濃縮了整個中國宋代的茶葉歷史。在宋代,武夷茶是作為建安茶的一部分,入貢朝廷。到了元代以后,貢茶的制造地點就正式移到了武夷山的九曲溪畔。從鳳凰山到九曲溪,武夷茶既經歷了宋元兩代458年的貢茶歲月,又催生出不少文學史上的不朽篇章。其間奧秘至今仍然吸引著無數的人。

  金俊是一位來自韓國的陶瓷藝術家。兩年前,因為一次偶然的游歷,讓他在武夷山意外地找到了自己創作的源泉。從此,他便和家人一起留在了武夷山,從事著他的陶藝創作。

  讓金俊教授一見傾心的地方,是武夷山腳下這個叫做“遇林亭”的宋代窯址。1999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名錄,坐落在山下西北角的這塊6萬多平方米的古窯址,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雖然,這里如今只剩下件件空空的匣缽,900多年前,它卻曾是中國八大窯系,建窯的窯址之一,這里燒制的一種名叫兔毫盞的黑釉茶盞,正是宋徽宗趙佶當年為賓客們點茶時所使用的茶具。

  這種古樸厚重的茶具因為出自建窯,所以被稱為建盞,或黑釉盞,它在日本和韓國被叫做天目盞,至今日本茶道中都將其奉為珍寶。今天的武夷山,我們偶爾也能見到這里的人們使用現代仿制的兔毫盞來喝茶,對喝茶的人來說,這與茶品無關,更多的是出于一種對它的特殊情感。當年,正是它與龍團鳳餅的結合,誕生出一種獨特的飲茶文化,把武夷茶推向了中國茶葉歷史的巔峰。

  葉燦:“武夷山現在流傳下的斗茶風俗一直都是興盛的,因為我們沒有斷流過。這里描繪的是宋代斗茶的一個場景。武夷山自古就有這種斗茶的風俗,……因為武夷山茶非常出名,當時就有很多茶商、茶販子來購茶,所以就有了民間斗比的這種方式來評價茶葉的好壞,斗比非常嚴格,這些都有講究,現場有指指點點的人,有在這里記錄的人,更多的還是相互交流。”

  在武夷山,斗茶,現在通常是指茶人之間或三兩好友圍坐一起,各自出示自己的拿手精品:一看、二聞、三品,比試茶品高下優劣。輸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之間的一種交流。蘇軾在《詠茶》詩中的描寫:“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更留下了范仲淹那首膾炙人口的《和章岷從事斗茶歌》“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這首長達300多字的詩文生動地描述了宋代武夷山當年斗茶之風的興盛,是中國茶文化的重要文獻,對研究宋代茶事有著重要的價值。

  葉燦:“評判茶的好壞,先從它的色彩,主要是純白、還是青白、還是黃白來對比。第二比技藝,沖得恰到好處呢,這茶的味道也能夠盡顯,你沖得不好呢,這茶就泡苦了,泡澀了,就不好喝了。”

  這樣的過程至今或多或少地都在影響著當今的日本茶道。日本抹茶的制作方法和宋代的蒸青團餅十分接近,區別在于,宋代的茶湯顏色以白色為上品,在制作的過程中用一定的工藝去掉了茶中大量的葉綠素。

  南宋以后,前來游覽隱居者日增,儒家羽士,薈萃山中,自然山水陶冶了他們的性情,幽幽茶香啟迪了他們的思想。于是,以茶論文,以文載道,興盛一時,武夷茶因此融入了更多文化的內涵。

  淳熙六年,陸游擔任了福建路常平茶事,主管當時的茶葉事務。為了征集龍團鳳餅的精制原料,他在武夷山“鏡臺”開設了一場規模盛大的斗茶競賽。他在《建安雪》中寫道,“建溪官茶絕天下,香味欲全須小雪。雪飛一片茶不憂,何況蔽空如舞鷗。”詩中以雪贊茶,表達了他對武夷茶的喜愛。

  陸游早年嗜酒,因酒而作的詩文頗多,但到了武夷山后,寧可舍酒取茶,“桑苧家風君莫笑,他年尤得作茶神。”他自比茶神,以詩會友,以茶待客,陸游是歷代詩人中寫茶最多的人,一生創作的詩文中涉及茶事的達300多首,其中絕大部分都與武夷茶有關。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跡。

  有了這樣愛茶懂茶的儒雅之士作為地方官員,武夷茶的沖泡技藝也因此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在當時,斗茶技藝之高超者,甚至能在茶盞上用水紋和茶沫幻化出各種詩文、山水的圖案。這樣的技藝叫分茶,或稱茶百戲、茶丹青。

  王旭烽:“茶丹青,就是你在沖茶的過程當中那個茶盞會有一首唐詩的意境,特別是叫羅漢供茶,當時很多日本的僧人到天臺山去,就去供茶了,羅漢的像下供了一個茶,結果里面就出現了一個佛像,佛像就出來了,這就是一種很高很高的技藝,這種技藝已經失傳了,也沒有人能把它撿起來。”

  趙勇(武夷山市原文聯主席):“這件東西應該是屬于南宋時期的遺存。這件東西干什么呢?也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發現,用它可以很自如地來控制水流,應該是當時的專用的分茶茶盞。”

  了解到斗茶的方法后,趙勇和他的朋友用自己的理解,嘗試了分茶技藝。當水滴滴入茶盞,果然留下了清晰的字跡,對比著漆器茶具的點茶效果,我們最終看到了用兔毫盞分茶的奧妙。然而,分茶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游戲,必須要找到最佳的水乳交融的狀態,才能夠完成這樣高難度的創作。武夷山茶風茶俗的形成與發展融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更需要文化力量的推動。

  “千載儒釋道,萬古山水茶。”武夷山自古三教同山、三花并蒂的獨特文化構筑,展示了它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內蘊。當武夷茶把各教派宗旨融進茶道的精神,武夷茶文化的發展由此打開了一扇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門。

  久遠的歲月里,在晨鐘暮鼓的回響中,道觀佛寺與武夷茶不期而遇了。坐落在武夷山深處的桃花洞觀已有800多年歷史,作為中國最古老的宗教,道教推崇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武夷山中的茶,吻合了他們崇尚自然的本性。借助茶的靈氣,似乎可以幫助他們在修煉的過程中觸摸到大自然的道法。如今,來自海內外的佛教界人士都會在登武夷山、品武夷茶與武夷山上寺廟僧侶的交流中找到精神上的共鳴。

  建于唐代以前的天心寺是武夷山最早的佛教禪院,歷史上它幾經興廢,命運坎坷。但那古老的禪茶之風卻被精心地傳承至今。茶禪一味,壺里乾坤,在漫長的歲月里,僧侶們以茶為伴,武夷茶至今被他們賦予了超凡的文化品味。“茶韻”這個概念因此變得鮮活具體。然而,如果茶僅僅是僧道者的杯中之物,那么這份優雅、超然就很難走出寺院。寄情山水、探幽訪勝,是歷史上文人士大夫的性情所在。在儒、釋、道交相輝映的武夷山,寺廟道觀,成為宋代文人駐足交往的最佳選擇。最終,宋經濟文化的繁榮和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促成了武夷茶風的興盛。

  800多年前的一天夜晚,朱熹來到武夷山中的天心禪寺,與方丈品茗夜談。禪茶原本一味,當澄凈的水流注入質樸的兔毫盞,茶的馨香漸漸彌散開來。剎那間,心靈有如驚鴻一瞥。朱熹在茶的苦澀和清香中曾經感悟到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在這之后,他留在了武夷山,在山中建起一座書院,這就是日后被譽為理學圣地的中國最有影響的“紫陽書院”。當年,書院的門口,甚至還有一棵他親手栽種的茶樹。朱熹的一生,在武夷山中度過了50年的光陰。伴著脈脈的武夷茶香,他在這里講學、著述、思考,把那些影響中國近千年的理學思想逐漸完善,傳播到大江南北……

  當年,《朱子類經》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朱熹在向學生講學時說,“如這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的滋味,便是事物夾雜了。”朱熹以茶喻學,認為學問要像茶一樣,貴在真味,一味研透才有真才實學。《朱子語類·雜說》中還記載,他曾說過,“茶本味苦,吃過卻甘”,茶是苦與甜的辯證統一體。朱熹認為,理學之道與茶性是相通的,飲茶與修身勵志的切合點就在茶的本性上。茶,體現出了中和之理,融合了儒家理學文化思想的精髓。

  “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當年朱熹就是這樣順流而下,與他的朋友們在武夷自然山水中品茗論道的吧。摩崖石刻上的茶灶二字據說是朱熹親筆題寫。當年在這石灶之上,和朱熹一起品茗的,還有陸游和辛棄疾,他們三人同處一個時代,因為字號各帶有一個“翁”字,被后人尊稱為“武夷三翁”(辛棄疾字瓢翁,陸游字放翁,朱熹字晦翁),三人在力主抗金的政治抱負上肝膽相照,更對武夷茶有著一份特殊的熱愛。而在武夷山中,這樣的佳話還有很多……

  王旭烽:“武夷山是個物華天寶之地,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之鄉,完全可以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上贊美武夷茶。”

  光陰流轉,無論武夷茶的制作技術和品飲方式如何變化,它發端于唐宋時代的那份高雅幽遠寧靜和諧的茶風古韻卻是始終如一的。由此形成的豐富多彩的武夷茶文化成為了世界人類的一份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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